转载于：秦朔朋友圈
年前作为点评嘉宾参加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起的“普惠大视界”线上活动，听邯郸银行董事长介绍他们如何服务小微、服务社会，打造夜间银行、现金银行、免费银行和智慧银行等做法，感觉似曾相识，和百年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做法有点像，和长三角地区小微专业银行的做法不谋而合。
虽早有耳闻，但从当家人口中说出，更加鲜活深刻，充满了服务社会的情怀。
我的体会是：情怀从来不空，里面蕴含初心，也是经营之道。成功的基本都是“深深触动，化为行动，看到成效，情怀涌动”，当然也有“有所触动，心情激动，找不到抓手，没有行动”，或者“有所触动，也有行动，成效不大，不想再动”，可见初心和情怀之间，总有个行动在里面，把动作看明白了，即见初心，可知情怀。
张謇的“民生为大、大德曰生”
穿过概念看实质，普惠金融的思想和做法不是现在才有，民国初期即见雏形。南通张謇一生经历极其丰富，处处可以感受到其“民生为大、大德曰生”的思想。用当下的眼光和语言，南通就是他探索普惠性社会治理的平台。
如张謇办教育，思路就与蔡元培的精英路线不同。他注重基础教育，从小学办起，要办好小学必须有师资，所以他的第一个教育项目是通州师范学校，这是普惠性教育的探索。
张謇办实业和金融也一脉相承，曾“议劝南通设储蓄银行，未行”，遂在大生纱厂内设立“工资储蓄处”，收受小额存款，发行“钱票”“支票”等，与旧式钱庄不同，初具银行功能雏形。他非常注重金融实用人才培养，创办的商业学校中设立了银行专修科，亲自题写校训，“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该校毕业生成为当时上海和苏南地方银行的抢手人才。
在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期间，张謇曾提出“中央银行为基、地方银行为辅”的金融架构设想，其中“地方银行”相当于现在的区域性中小银行，以服务地方产业和民生消费为基本定位。
可惜在那个政治混乱、军阀混战年代，金融沦为政府提款工具，当时的交通银行几乎因为北洋政府提款无度而倒闭，地方民众也屡屡陷入纸币通胀和苛捐之苦，张謇的普惠性民生性金融思想自然难以落地，他只能回到家乡，打造“模范县”试图影响全国，为社会转型提供样本，践行千百年来士大夫阶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家国情怀。
说到张謇，我想到了“大象定律”。在非洲草原上，如果你看到一头大象走近，那么周边一定有一群大象。引申开来，当你看到张謇秉着“父教育、母实业”理念奋斗时，不要忘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很多民族先驱，同样怀着家国情怀，为民族独立和百姓祥和而奋发。
以下就顺着这个思路，以“金融普惠民生”为主题，摘取几个历史片段，管窥前辈初心。
民国时期的金融业背景
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经济金融出现制度真空期。从货币制度的角度，表现为纸币（当时的纸币不是信用货币，是以银元为准备的兑换券，一般纸币正面下方均印有“凭券兑换银元*元”字样）种类繁多，兑换基础不一，缺乏法律规制。
当时各种银行、钱庄，甚至当铺商号都能发行纸币，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通行，地方军阀为筹集军费也会强制发行没有兑换准备的军票，形同掠夺。金融度量衡制也不统一，“两”与“元”并用，衍生出钱庄兑换生意和升贴水行情，总之，“旧制已去余音在，新制未立杂音多”。传统封建制度瓦解后，社会陷入无序动荡之中，中下层百姓最苦，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践行金融普惠民生，服务平民百姓，一定是理想、信仰或良知驱使，也内含经营之道。
| 注：浙江兴业银行系民国时期“南三行”之一，该行1923年发行的纸币直接标明了兑换券性质。
同时，民国时期的金融体系，承袭了晚清政府的基础（如中国银行是从大清银行基础上改组成立），在国家统一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以钱庄票号为代表的旧金融逐渐式微，银行保险等新金融形态快速发展。在新旧交替过程中，中国现代金融体系逐步确立。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总体态势下，形成了国统区和根据地两条平行的金融发展路径。
“服务社会、服务工商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在当时的国统区，以金融服务民生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陈光甫（1881-1976）先生，江苏镇江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学士，上海银行界领袖之一。
1915年陈光甫创办该行时仅7人，资本金10万元（实缴7万元），时人称之为“小小银行”，他提出以“服务社会”为行训，以“处处为您着想”为服务理念，开银行业风气之先。
当时上海滩银行、钱庄林立，只做富人生意，冷对中下层百姓。有人质疑银行应该图利，空言服务何利可图？他强调“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
该行注重以服务至上精神和业务创新赢得客户，成立之初即重视小额社会储蓄，首创“一元钱储蓄”并一炮打响，通过这一方式，该行吸引到了数量颇为可观的中小储户和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稳定的客户群体使其存款总额不断提高，很快就在银行竞争中站稳脚跟。
该行不断创新推出礼券储蓄、教育储蓄和养老储蓄存单，以及“单一柜员制”“小额信用贷款”等服务民生措施，表面利益甚微，今天看也很平常，当时都属于创新业务，深受上海市民认可和信赖。
该行服务小微工商客户，处处体现用心，在投机套利风气浓厚的上海金融市场，除了大力开展储蓄业务，还便利客户现金管理，如淮海路地处商业中心，商户通常营业到深夜，大量的现金无处存放。为解决客户需求，该行首创“夜金库”模式，延长服务时间，商户可以把当天的营业收入封存好，存入金库，次日凌晨登记入账，这是民国时期以客户为中心的真实案例。
在“服务社会”行训引领下，该行1929年开办小额信用贷款业务也就顺理成章了，该业务以“助人之所急需者”为宗旨，以一般公司职员为对象，侧重信用评价，不要求提供抵押品，放款最大限额不超过500元，利率以月息7厘5计收。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作为以城市为主要经营地域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竟然于1932年决定开办农村贷款，直接原因是陈光甫先生经过几次水灾和旱情考察，民生之苦让他深受触动，回行后即筹划方案，聘请农业专家，成立农村贷款合作部。
通过调查研究，认为通过合作社向农民贷款稳妥可行，在慎重初战取得经验后，不断普及放款区域，惠及更多农户，从江浙两省逐步“扩充至陇海路沿线，以及长江各埠”，放款方式不断丰富，先后推出了信用合作社放款、小麦生产合作社贷款、烟叶生产合作社贷款、棉花产销合作社贷款、蚕业生产合作社贷款、蔗农生产贷款、农业储押放款、农产仓库放款、农民抵押贷款等，数年间与该行开展贷款合作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及仓库达900余个。到193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放涉农贷款600余万元，占当时国内银行业涉农贷款三分之一，20万农民受惠，可谓又开一先河。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办农村贷款，不仅以商业方式开创了新的业务领域，直接缓解了农村贷款极度匮乏情况，也使得该行“服务社会”形象深入人心，同时社会效应也明显，正规商业银行的进入是对利率畸高的民间金融的纠偏，地方民间借贷利率由3分以上逐步降到2分以下，受惠农户避免了被高利贷盘剥的命运。
此外，扶贫更扶志，该行还积极与金陵大学农业系合作，通过设立奖学金、定向培养等方式，积极培养农业人才，鼓励学员毕业后投身于农业和农村，去服务乡土社会，培训农民，启迪农民心智（这一做法和张謇开办基础教育、开启民智思想不谋而合）。
不仅以金融普惠民生，陈光甫还将“服务社会”理念延伸到旅游业，他创办的“中国旅行社”是现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即使前期连续亏损，仍坚持运营。一个初心是“内惠民生，外争利权”，这与张謇“创办纺织企业，主张棉铁主义；经营近海渔业，主张海权思想”类似。“中国旅行社”至今仍在中国台湾运营。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将经营基础深深扎根在社会民众之中，以商业力量和价值彰显了金融普惠的温度，抓住了民国初期到抗战前难得的二十年发展机遇，储蓄存款大增，实力明显提高，在抗战前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位居“南三行”之首（数据见下），说明情怀不空，蕴含经营之道。同时，该行的经营导向发挥了正向社会效应，许多不屑于为普通百姓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同业纷纷效仿，让社会百姓有机会获得正规金融服务，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尤显难得，“以金融普惠得民心者得天下”，陈光甫先生是有良知、远见、谋略和情怀的银行家！
| 注：《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P96。
“反对高利贷，实行低利借贷”——根据地金融探索
民国初期大小军阀割据，北伐战争加快了国家整合进程，进入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按照“八七会议”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方针，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农村，创建了多个农村根据地，在驱逐地方伪钞杂币和高利贷盘剥同时，如何开展平价借贷、服务地方民生就提上了议程。主要措施是成立地方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发行有兑换基础的货币、开展汇兑、低利借贷，活跃当地农业（手工业）经济和工商业活动。
以地处赣闽边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称“中央苏区”）为例，中央红军于1929年抓住蒋桂战争间隙，进军闽西（龙岩地区）并掌握地方政权后，颁布的施政纲领中，包括了“统一度量衡及币制”等经济金融内容，先后制定了《合作社条例》《借贷条例》《取缔纸币条例》等规章制度，成立了闽西工农银行，并“普遍发展信用合作社组织”，开展低利借贷，促进商品流通，便利民生。
闽西工农银行成立于1930年，采取股份制形式，制订了《闽西工农银行章程》，具体业务做法中采用了“复式记账、复利计息”技术，这说明根据地已经很注意学习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包括现代金融的有效模式和技术，通过社会化的股权融资创立股份制银行。
摘录其章程要点如下：
可见，闽西工农银行的借贷利率（月利0.6%，相当于年化7.2%）与高利贷相比（当时年化50%以上利率比比皆是，且利滚利+暴力催收）大大降低，主要发放农业贷款，目的是支持农业生产，如购买耕牛、农具，以及开发农副产品资源，如樟脑、黄烟、药材、木材等。
上图为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股权凭证，采用棕红色油墨印刷，发行人、持有人、票面金额、红利印花，行长印鉴、编码和骑缝章等要素一应俱全，与民国时期上海地区商业银行股权凭证格式大同小异，只是印刷略显粗糙，说明现代银行管理技术已普及到赣闽农村地区。
上图为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虽与上面国统区银行印刷精美的纸币不能比肩，但已初步体现了多重防伪设计，如采用双色油墨套印、特别签名设计和独立打码工序等，据说印钞纸张为添加特定木材配方生产（造纸是当地传统手工业），气味独特。
此外，信用合作社是根据地银行功能的下沉和延伸，体现在：
第一、信用合作社股本的一部分（如10%），可用于投资银行；
第二、支持工农业生产，抵制商业资本高利，改善社员生活；
第三、为银行代理私人借款业务；
第四、负责兑现和宣传使用银行纸币，纸币坚持“自愿接受，随时兑现”原则；
第五、代理发行公债票和借谷票等业务（类似于分支机构）。
根据地合作社种类较多，主要包括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三类，基本模式是：政府投资一部分，群众出资认股一部分，筹集资金用于采购生产、消费资料或作为借贷基金，以平价供给社员，若经营获利，则年终向社员分配红利。
闽西工农银行通过推动各类合作社设立和办理贷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当时闽西各县都已先后建立了生产与消费合作社，如长汀南阳铸铁生产合作社、造纸合作社、樟脑公司等，闽西工农银行重点贷款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与民生相关合作社，部分还进行投资。在永定县，闽西工农银行帮助当地利用资源优势开办石灰生产合作社、农具合作社等，解决农业生产工具短缺问题；在长汀县，支持成立贸易公司开展外贸（根据地以外地区贸易），支持长汀熬盐厂、织布厂、印刷厂、红军被服厂等企业，为长汀带来一时繁华，被誉为“红色小上海”。
围绕民众需求的业务创新是信用合作社日常工作，如为帮助当地农民解决谷贱伤农问题，开发了“粮食调剂贷款”，闽西工农银行帮助各县建立合作社，由当地信用合作社向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发放贷款，在收割时以收购价买进粮食，缺粮时按原价九五折卖给农民，民以食为天，这一产品稳定了粮食价格，安定了农民生活，曾作为典型经验向整个中央根据地推广，此外，他们还通过帮助农民获得平价借贷，避免资金缺乏被迫贱卖粮食。以上做法，从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是以金融机制扶持弱者、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阳光。
至1934年10月长征前的短短五年时间中，根据地在实践中摸索形成了“地方银行+信用合作社”的金融架构，其中以“闽西工农银行”和“苏维埃国家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具有现代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雏形，主要服务于军政事业和社会民生。
信用合作社在银行指导下，提供小额信贷，用于购买农具、种子和耕牛之需，主要服务于民生相关行业（农业、手工业）。
解放后和改革开放四十年，以县域经济为主体的农村金融市场，大体也是“地方银行+农信社”布局，只是运作方面更加商业化导向，说明基本符合农村金融规律，当然随着数字技术应用和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趋势，在加速蜕变。
总体上根据地金融的探索实践长达20多年，通过长征，将星星之火燎原到陕甘宁边区和后来各大解放区，涌现了一批优秀代表，如毛泽民、曹菊如、黄亚光、莫钧涛、朱理治、高捷成、南汉宸、徐雪寒等，他们大多学历不高，个人命运坎坷，既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家国情怀，也通过艰苦环境下的实践磨练，成为了经济金融领域行家。
从初心看，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为宗旨，“反对高利贷，实行低利借贷”是建党纲领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必然具有普惠金融特征。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中就提出了“组织农民借贷机关”和“实行低息借款”的建议，本质上体现“经营下沉”“平价借贷”和“普惠民生”导向，在此方针指导下的金融活动可以理解为百年前根据地的普惠金融实践探索。
百花渐欲迷人眼，经营下沉才是真
回到现实，当前在市场、技术和政策推动下，小微金融业务更加普及和下沉。聆听邯郸银行线上交流时，也让我联想到10年前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上海闵行九星村小商品市场远近闻名，被誉为“中国市场第一村”，周边多家银行围着村长和财务经理转，市场内8000多家小商贩（多为个体工商户）开户结算一直是难题，小额贷款更难。
浙东某中小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之初，将第一家支行设在九星市场，该行营业网点设计了15个接柜窗口，每天熙熙攘攘，为市场商户提供开户结算、现钞解领服务，与附近其他银行网点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还延长服务时间到晚上8点，并与人行协调现金调配，尽量满足商户现金解领需求。
该行客户经理每天扎根市场，先后为4000多家商户提供了户均不超过50万元的小额经营性贷款，受惠面达到50%以上，解了小商户金融服务之渴，且只收贷款利息，其它开户结算等费用全免，迅速征服客户的心，填补了其他金融机构经营难以下沉留下的服务空白，这些做法和邯郸银行的夜间银行、现金银行、免费银行做法如出一辙。
而且，这家支行做到了当年开业、当年盈利，以商业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服务实现了义利兼顾，再一次证明“情怀从来不空，内含经营之道”。
我的体会是：
第一，这就是小微金融服务规律，真正以小微客户为中心必然经营下沉、服务下沉，就像百年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办小额储蓄、小额信用贷款服务一样不足为奇，只是当时大多数银行没做到而成为一时之奇；
第二，如果持牌金融机构缺乏服务供给，民间借贷就会填补空间，服务不规范不可持续，且极可能是高利贷，沾上即可能套牢；
第三，从地方金融生态角度看，虽然每一家商业银行有其自身客群定位，未必都要专注服务小微，但就一个地区（或城市）而言，小微企业数量一般占比当地企业的90%以上（加上个体工商户占比更高），小微金融是当地金融生态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小额、短期”的合理金融需求应该得到满足，而不能成为服务盲区。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应肩负引导责任，持续营造市场竞争和信用环境，填补小微金融供给空间（不局限于贷款，还包括支付结算、储蓄理财、小额保险等）。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人民银行编著；《中国金融通史》（第五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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