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 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因为军事需要而被迫举借外债，这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举借外债，帝国财政部开始发行债券，并在欧洲金融市场上出售。
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帝国政府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向欧洲国家，尤其是英法两国发行债券，但帝国所获得的资金并没有好好利用，政府奢侈浪费、军事支出增加、债券的不断累积导致奥斯曼帝国的信用崩溃,最终国外拒绝借款,1876 年奥斯曼帝国宣布违约。
19 世纪 70年代中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1873 年，席卷欧洲金融市场的危机导致资本出口和向周边地区的新贷款停止。1873-1874 年，一场严重的饥荒肆虐了安纳托利亚中部。
1875年，波斯尼亚发生暴动。波斯尼亚发生暴乱是·个导火索，紧接着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情绪在巴尔干半岛上愈演愈烈，奥斯曼帝国不得出兵镇压巴尔干半岛上的叛乱。
巴尔干地区自公元 14 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领土，开始接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巴尔干地区自古以来就民族众多，信仰不同，许多民族混杂居住一一例如塞尔维亚人聚居的地方还有波斯尼亚人和门得内格罗人，而塞尔维亚人也散居在巴尔干其他地方。
又如马其顿地区有不同信仰的保加利亚人，还有希腊人、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巴尔干民族以信仰东正教为主，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信仰罗马天主教，巴尔干西北地区有信仰新教的团体，东部色雷斯主要是穆斯林。
阿尔巴尼亚人中有 70%是穆斯林，波斯尼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也有为数不多的穆斯林。保加利亚人一部分信奉基督教，一部分信奉伊斯兰教。虽然巴尔干地区受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但始终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倾向，他们希望在本民族聚集地区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
实行米勒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情况，当地统治者信奉或皈依伊斯兰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与土地，奥斯曼帝国古老、陈腐的社会经济结构给基督教臣民带来的痛苦和不满并没有减轻。
基督教臣民不仅被剥夺了获取高爵厚禄和显赫于军旅的升迁之途，而且不能享有穆斯林在司法诉讼、土地占有等方面同样的权利，他们的地位依然如异国统治下的二等臣民。
19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国库空虚，债台高筑，1854一1875 年的外债总额达2 亿英镑，政府不得不用每年税收收入的一半抵偿债务。面对严重的财政空虚，苏丹依然奢侈淫逸，钱财不仅用来供养后宫的 900 名妃妾，而且经常挥霍在星卜、斗鸡这类杂耍上。
这种日益严重的财政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基督徒的生活条件，边远地区更甚。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应运而生，地方伊斯兰教贵族及税收人层层盘剥，中饱私囊。据学者统计，波黑两省每一个克米持(Kmet,依附于地主的衣民)在 1875年交纳的租税占其总收入的 44%以上。
因此，沉重的赋税负担在遇到该地区农业连年歉收的情况下成了引起农民骚动的直接导火线。
在 1861-1862 年，波斯尼亚的小麦歉收导致公共秩序崩溃，面对波斯尼亚遇到的经济困难，奥斯曼帝国非但没有给与援助，仍然强加赋税，导致波斯尼亚民不聊生。
1873 年是暴风雨前平静的一年。奥斯曼帝国政府没有面临严重的分离主义挑战农民起义被镇压了，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之间也存在着隔阂，这一切似乎又给了奥斯曼帝国一次保证领土完整的机会。
1875年7月，基督教徒袭击了黑塞哥维那的一支商队，杀死了 5 名穆斯林商人，并带走了 50 车咖啡、糖和大米。这次突袭使本就紧张的穆斯林地主、税务农民和基督教佃农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许多人成为难民和复仇的叛乱分子，并在黑山自治区寻找支持。当西巴尔干边境地区的叛乱爆发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政府在 1875 年 10 月拖欠了对欧洲债权人的付款。
苏丹政府无力镇压波、黑两国 1875 年的起义，使保加利亚革命民族主义者的小团体更加肆无忌惮。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民族主义者无法在保加利亚境内建立据点，只能从罗马尼亚对多瑙河进行短暂的突袭，所有的起义都失败了。
根据奥斯曼帝国1870-1871 年的数据，波斯尼亚人口约 50%是穆斯林，36%是东正教，13%是罗马天主教徒，约 1%是非穆斯林吉普赛人，少数是犹太人。随着暴动的频繁发生，民族和宗教层面的冲突占据主要位置，外国干预和奥斯曼帝国让步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巴尔干半岛危机加剧了帝国的亏空，由于奥斯曼帝国持有大量的债券，降低了债券持有者的信心，帝国难以依靠政府信用借取任何一笔款项。
1875 年 10 月，大维齐奈迪姆帕夏(Nedim Pasa) 宣布奥斯曼帝国政府将只支付一半的债务利息。接着在 1876 年，奈迪姆帕夏宣布停止支付所有外债。奥斯曼帝国宣布违约的消息在欧洲市场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购买奥斯曼帝国债券的民众开始抗议，要求奥斯曼帝国偿还所支付的本金与利息。
英法等国对奈迪姆帕夏单方面宣布违约的消息表示不满，但却没有可行的政策去实施。没有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俄国肯定会占领巴尔干半岛，这不仅会损失自己的利益，也会使俄国的实力得到增强，奥斯曼帝国的债券持有人将失去一切。
违约不仅在债权国引起不满,在帝国内部也受到了严厉批评.几个知名人士要求奈迪姆帕夏宣布单方面违约的原因。
杰夫代特帕夏(Cevdet Pasa)批评奈迪姆帕夏做出违约的决定,认为他不仅使本国被欧洲孤立，也造成了本国国内的负面舆论的影响。
因此杰夫代特帕夏认为,违约的决定将使英法国家疏远帝国,帝国失去了盟友，这项决定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人受益。一些激进人士更进一步指责奈迪姆帕夏背信弃义,认为他是在为俄国服务,而没有考虑到本国的利益。
1876年 7月，在这段动荡时期，政府再次被迫通过发行 300 万土耳其磅的纸币来偿还借款。然而，这一次是完全在奥斯曼银行的控制之下，该银行将保留银行总额的三分之一作为准备金。
这种“强制贷款”是由已故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遗产担保的，新苏丹在登基时将其移交给财政部。这些遗产包括顶级房产，农场，以及在已故苏丹的金库里发现的珠宝，价值 300 万土耳其磅，仅苏丹的财产就足以保证“强制贷款”的数额。
另外还有矿山，包括苏丹所拥有的赫拉克勒亚煤矿，是该地区最值钱的物品。”但这并没有缓解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困难，仅仅是通过一个短期借款弥补另一个短期借款而已。
当奥斯曼帝国宣布破产时，它的一部分贷款以特殊收入的抵押担保，比如 1854 年、1855 年和 1871 年的埃及贡品，与其他抵押贷款相比，这些贷款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它们的担保直接从埃及银行转存入英格兰银行，而无需通过奥斯曼帝国的国库。
在债务违约之后，埃及总督继续向英格兰银行偿还贷款。然而，奥斯曼帝国政府坚持认为，将所有贷款利息降至一半的通则适用于 1854 年和 1871 年的贡品贷款的债券持有人。
因此,当奥斯曼帝国拒绝偿还贷款之后，剩下的存款被扣留在英国银行而拒绝交给奥斯曼帝国,但没有奥斯曼帝国大使的官方文件也不能将其交给债券持有人。债券持有人进行抗议，他们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释放在英国银行的存款。
在 19 世纪 50 年代之前，加拉塔银行家在奥斯曼帝国中占有重要位置。奥斯曼帝国中国内债务的大部分都是向伊斯坦布尔加拉塔区一批极其富有的本地借贷人或货币交易商借的。
除此之外，伊斯坦布尔有上百家小型外汇储备基金，大多数将小额外汇交易与典当和其他形式的小额贷款结合起来，其中有几十家已经非常富有他们主要是通过与中央或省级机构进行交易，这些借款人被统称为加拉塔银行家，这些银行家大多是亚美尼亚人。
然而，在 19 世纪 50 年代，这一特殊群体在奥斯曼帝国政府财政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一些富有的希腊人的挑战，他们的财富来源通常是商业，而不是货币兑换和税收耕作。
此外，还涉及到一些犹太人，到了 50 年代中期，一些以英国为主的西方人也在奥斯曼帝国建立起银行来，主要有埃德、汉森和布莱克公司，这些银行的规模较小。在那个时期，加拉塔的主要银行家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并与伦敦、巴黎和其他地方的外国银行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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