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洲的贷款，数据告诉我们什么，下面是战略对策研究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银行贷款非银行贷款占比
1.2015年至2020年间，中国向东非国家承诺了73亿美元。对乌干达和肯尼亚的承诺占该地区贷款总额的87.3%。2. 在此期间的贷款承诺来自两家银行和一家私营公司：进出口银行、国开行和华为公司。进出口行一直是主要的融资方，占中对东非承诺总额的 87.3%。3. 中国提供优惠贷款和非优惠贷款，其中大部分贷款是优惠贷款（87.3%）。优惠贷款主要由进出口行提供，其利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且宽限更长。4. 资金主要流向东非国家的两个部门：运输和电力。2015年至2020年间，这些部门分别占对东非的承诺总额的42.3%和34.2%。5. 中国在东非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显而易见。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目前的贷款承诺总额仅次于世界银行。在分析期间，世界银行向东非国家提供了13亿美元。欧盟机构已向东非承诺2.567亿美元，仅占同期中国对东非贷款的4%。需要在可用举措中提供有关还款保障和债务重组灵活性的透明信息。
一、中国对非洲大陆的贷款
回顾最近发布的中国融资数据集对现有文献发现，对中国贷款的大量分析是在大陆层面进行的，并未特别关注东非地区。首先，东非国家在中国提供大量援助的受援国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些以前是不透明的。
根据福克斯和鲁迪亚克的说法，贷款治理结构由三个主要机构：商务、外交和财政。财政部管理国家的援助项目和预算，并负责对多边开发机构和银行的财政捐助。外交与商务部协调援助政策制定和年度计划，包括调整更广泛的外交政策议程。然而，2018年引入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取代了商务部，成为协调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机构。
在过去十年中，与其他传统的非洲大捐助国相比，中国在非洲的债务组合仍然很重要。然而，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由于中国对一些非洲国家（如吉布提、安哥拉、刚果和喀麦隆）的债务可持续性持谨慎态度，以及债务重组和中国行为体的计划转变，贷款出现下滑。由于大流行和相关的经济衰退，预计贷款下降将持续到 2022 年，但由于非洲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以及中国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的利润预期，贷款下降在 2020 年之后会有所缓解。
根据《中国非洲研究计划》，中国对非洲的贷款正变得越来越商业化。2000年，只有一个商业贷款人--进出口银行--以低于市场的利率提供贷款，但到2019年，有超过30个对非洲的商业债权人，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其他非金融实体。
2021年后，除了更加商业化之外，中国将主要依靠新的融资渠道，包括中国的银行和公司、买方信贷和重新分配其特别提款权，这些都被列入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承诺中。2015年前后的行业重点基本保持不变，但在2021年开始的本十年内可能会发生转变。中国在非洲的重点一直放在基础设施上，尤其是电力和运输，以应对非洲政府对基础设施项目不断增长的需求。然而，据报道，2017年至2020年间来自中国的资金减少，以及中国即将将优先事项从基础设施转移，非洲可能会面临基础设施资金缺口。有迹象表明，中国将把重点转向数字创新、减贫和农业以及贸易方面。
在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有所体现，该演讲概述了中国在2021年后对非洲的优先事项。除了三个更新的优先事项外，未来中国还将关注健康、绿色发展、能力建设、人文交流以及和平与安全。中国的贷款条款在管理高风险借款人方面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不透明。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向非洲提供的所有贷款中只有一份带有保密条款的合同；然而，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其几份合同包含保密条款。其中一些保密条款的特点是：
与官方信贷市场上的同行相比，有更详尽的还款保障措施。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不得披露合同条款的条款。 要求保持一个托管账户和其他特殊的银行账户以保证债务的偿还。 将债务排除在官方双边债权人的巴黎俱乐部重组和其他集体重组举措之外。 如果借款人对其他贷方违约，允许贷方终止协议并要求立即全额还款的。中国在东非的贷款组合受到对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贷款承诺的推动
2015年至2020年间，中国在东非六国的贷款组合主要是对肯尼亚的贷款承诺，其次是乌干达（如图 1）。在此期间，对这两个国家的承诺占对东非贷款总额的87.3%。 累积起来，中国对东非的承诺一直在稳步下降，从2015年的35亿美元降至2020年的6亿美元，下降了80.7%。肯尼亚是2015年至2020年在非洲总体接受中国贷款的第四大接受国和东非最高接受国，是除2020年外唯一在过去五年中持续获得贷款的东非国家。然而，肯尼亚的贷款在2015年至2018年期间有所下降，2019年仅增长64.1%。这可能表明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和最近的债务重组。
乌干达是东非第二大中国贷款接受国——在过去五年中占贷款的33.9%，也经历了大幅下降。2015年至2016年期间，中国贷款下降了94.8%，2017年和2018年完全停止，2019年跃升至2.974亿美元，2020年为4.564亿美元。 2015-2020 年期间，坦桑尼亚、布隆迪和南苏丹仅收到中国在一年内的贷款承诺——坦桑尼亚（2015年）、布隆迪（2017年）、南苏丹（2018年）——而卢旺达在三年内收到贷款承诺：2016年、2018年和2020年。
图 1：肯尼亚和乌干达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收到了流向东非的总承诺的87.3%
2015-2020年按国家和年份划分的中国贷款
二、在此期间的贷款承诺来自两家银行和一家私营公司
尽管2015年至2020年间中国在非洲的商业债权人数量不断增加，但对东非地区的贷款承诺仅来自两家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和一家私营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7年资助了布隆迪的一个项目。 进出口银行负责超过五分之四 (87.3%) 的融资；该银行是中国对东非和整个非洲大陆的最大贷款来源。它提供的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贷款份额（12.3%）的七倍多。华为公司是唯一的非银行融资方，在该地区的贷款承诺中，华为占0.4%。
图 2：2015-2020年总贷款承诺的五分之四来自进出口银行
2015-2020年中国对东非的融资来源
三、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提供了优惠贷款和非优惠贷款；其中大部分贷款是优惠的
2015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向东非国家提供了优惠和非优惠贷款。优惠贷款（87.3%）占中国贷款的大部分；这些贷款主要由进出口银行提供，其利率低于市场平均水平，期限和宽限期为25至30年。中国对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补贴，因此市场利率有所降低。软条款旨在吸引有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和迫切需要发展基础设施以引导财富创造的中低收入非洲国家。 国开行和非金融实体华为向布隆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提供占贷款总额12.7%的非优惠贷款。数据显示，虽然由于政府对银行的补贴，进出口银行的大部分资金是以优惠利率预付的，但其他贷款人，如CDB和非金融机构，纯粹是以非优惠条件贷款。
图 3：对东非的总贷款承诺中有87.3%是优惠的
2015-2019年中国对东非贷款的融资条款
四、资金主要流向东非国家的两个部门：运输和电力
2015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对东非国家的贷款承诺总额集中在运输和电力两个部门。运输占中国对东非总贷款承诺的五分之二以上（42.3%），而电力则略高于三分之一（34.2%）。 基于国家的分析表明，虽然布隆迪和坦桑尼亚分别将全部的贷款用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预算支持，其余国家则侧重于运输（南苏丹，100%，肯尼亚，51%）或电力（乌干达，70.2%，卢旺达，52.1%）。 资金集中可归因于中国在其大部分贷款承诺中采用的资源支持贷款政策模式。该政策要求借款国承诺未来从中国委托的项目中获得的收入用于支付中国债权人担保的贷款。 因此，更大的项目，尤其是运输和电力项目，更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收入。
贷款模式帮助高风险借款国获得贷款、完成大型项目并为债权人提供还款保证。如果出现商品价格波动等不稳定经济现象可能导致拖欠还款的情况，贷款人承担债务违约风险，因为价格波动幅度是在贷款中计算的。 贷款机构的分析显示，虽然进出口银行提供的大部分优惠资金用于电力和运输部门，但国开行的非优惠资金主要用于多部门项目。华为提供非优惠贷款的资金全部集中在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
五、2015年至2019年中国在东非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
中国对东非的贷款承诺与该地区的其他主要捐助者进行比较，包括英国、美国、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 ）和欧盟机构。为进行比较，我们纳入了经合组织数据，显示了英国、美国、世界银行和欧盟机构的总贷款承诺。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和英国等一些传统的大捐助国尚未向东非国家提供任何官方发展援助贷款承诺，而其他国家只向少数几个国家提供了承诺。
分析表明，虽然中国的承诺有所减少，但其他主要捐助国的援助却不稳定。除了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增加4.9%和19.1%之外，来自中国的贷款承诺在2020年普遍缩减。 对其他主要捐助国的分析表明，虽然他们的大部分资金用于东非国家一直是赠款形式而不是贷款形式，中国主要是提供贷款。 2015年至2019年间，欧盟机构共提供了2.567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大部分提供给了布隆迪（7840万美元）和坦桑尼亚（1.229亿美元）。在此期间，来自欧盟机构的资金非常不稳定，增减交替，其中2019年增幅最大（155%），2018年降幅最大（27.7%）。此外，东非国家在2020年没有收到欧盟的任何资金承诺。
同样，世界银行对东非的贷款在2015-2020年期间也大幅下降。2015至2017年期间，资金减少了96.1%，然后在2018年上升了253%。此后，资金在2019年和2020年持续减少（分别减少36%和41%）。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布隆迪和南苏丹还没有收到世界银行贷款形式的任何资金。而主要的受援国是坦桑尼亚（34亿美元）、肯尼亚（30亿美元）和卢旺达（21亿美元）。
对中国和主要捐助国提供的融资条款进行比较，发现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中国提供的大部分贷款是优惠贷款占（87.3%），只有一小部分是非优惠贷款。特别是国开行和非金融实体提供的贷款具有非优惠的性质。同样，主要的捐助国、世界银行和欧盟机构以优惠利率提供大量贷款。 中国在东非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东非的贷款提供者，中国仅次于世界银行。在分析期内，后者向东非国家提供了13亿美元的贷款。欧盟机构向东非提供了2.567亿美元的贷款——这只占2015年至2020年中国向东非提供的贷款的4%。
在将中国与其他主要捐助国进行比较时，其捐款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主要向运输和能源部门提供贷款，而其他最大的捐助国主要向社会、经济和治理部门提供贷款，如卫生、教育、农业、治理和安全。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世界银行也为肯尼亚和乌干达的主要运输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资金 中国对那些寻求优惠贷款和合适条件的国家进行了资助。中国为受债务困扰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技术设施资源，例如（修建）公路。
图 5：虽然来自中国的贷款承诺一直在缩减，但来自主要捐助国的贷款承诺一直不稳定
2015-2020年中国和其他主要捐助国对东非的贷款承诺
中国贷款的不透明与同行债权人的比较具有挑战性，有五个东非国家编制了债务报告，这五个国家分别是肯尼亚、乌干达、布隆迪、坦桑尼亚和卢旺达。虽然在分析期内南苏丹没有编制债务报告，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7年关于南苏丹债务可持续性状况的报告中有证据可供参考。最近该国家债务报告的数据不一致。虽然数据显示了贷款承诺，但国家债务报告显示的贷款承诺信息有限。中国仍然是整个东非的主要债权国。
肯尼亚的年度公共债务报告承认，中国占债权人援助总额的19.9%；这仅次于世界银行。相比之下，乌干达的债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在双边债务构成中占主导地位，占双边贷款总额的74%。《卢旺达2019/20-2021/22 年中等债务战略》将中国列为继多边机构、美国和欧洲之后的第四大债权国。坦桑尼亚最近的债务报告也指出，自2016年起，随着2016/17年标准轨距铁路贷款的出现，中国作为其第三大债权国影响力越来越大。截至2019年，中国是布隆迪第三大贷款国； 在南苏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份关于该国债务可持续性状况的报告承认，截至2016年，中国已向南苏丹汇款1亿美元，用于重建朱巴国际机场——这是该国2016年唯一来自捐助者的援助资金。
中国的贷款很大一部分用于了资助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特别是公路和铁路。这与我们从中国贷款数据中得出的结论一致，即2015-2020年间超过五分之二的中国贷款流向了运输部门。 这些报告中产生的数据与分析中使用的数据之间普遍存在不匹配。
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等国家提供了有关国家债务的信息（贷款支付、偿债，包括利率和到期期限以及债务可持续性状况），但其在报告中省略了细节，例如贷款合同，合同中的保密条款。
六、结论
即使七国集团（G7）最近承诺筹集6000亿美元来与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倡议相抗衡，中国在东非的债务仍将继续增加，至少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是这样。在可预见的未来，东非国家没有为大型运输和能源项目融资的替代形式。这些部门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取得了进展，但社会等其他领域的援助主要由世界银行和欧盟机构等主要捐助国提供。中国在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上重申的那样，将其援助转向数字创新、农业和减贫以及贸易等领域。
最新各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
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一直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近期有关碧桂园的债务风险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比中国另一家房企恒大的风险还要严峻。本文将深入探讨碧桂园的债务情况，并分析其可能面临的挑战。
首先，我们来看碧桂园的债务结构。与其他房企不同，碧桂园的债务中银行贷款比重相对较低，而负债成本却更高。这使得企业在需要融资时，更多地依赖民间融资，而民间借贷的成本通常是银行贷款的数倍，高昂的利息自然增加了债务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贷款在房企的负债中成本最低，也是满足信贷条件的主要负债之一。因此，银行贷款占比越低，企业的债务成本就越高，风险也就越大。
截止到2022年底，碧桂园的总资产为17445亿元，总负债为14349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2.3%。然而，银行贷款仅占负债总额的18.9%。相比之下，中国恒大的贷款占比高达23.4%，明显高于碧桂园。这意味着碧桂园相对于恒大更加依赖高成本的民间融资，其债务风险也更大。
其次，我们需要关注市净率这一指标。市净率反映了资产市值与财务报表价值的比率，而财务报表的资产价值更接近实际价值。在房地产领域，财务报表中通常会虚高资产价值，这是为了满足债权人和投资人的期望。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资产的销售或处置价值要低于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价值。
碧桂园主要经营在三四五六线城市和乡镇市场，这些地区的资产价值相对较低。而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正经历着一轮下行周期，尤其是在三四五六线城市，房地产销售出现了明显下滑。
根据碧桂园2021年的公告数据，其来自三四线城市的销售额占比高达68%，而且大部分排名前十的城市也是三四线城市。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急剧下降，一线城市同比下降18.4%，而三线城市更是同比下降86.4%。在这种市场背景下，碧桂园这种布局在三四五六线城市的房企，面临更大的现金流获取难度，偿债能力更差，风险也更大。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在建项目的情况。房企通常相对容易处置未建地皮和已经建好但未销售的房产，而在建项目则更难以变现。
碧桂园目前有高达3121个在建项目，居全国房企之首，远远超过了第二名龙湖集团的数量。这也意味着碧桂园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确保这些项目的完工，否则预售房屋可能会搁置或者烂尾，进一步加剧其债务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碧桂园的债务风险可能比恒大还要严峻。其债务结构复杂，贷款比重低，市净率较低，面临的市场下行压力和在建项目众多，都使其面临巨大的财务挑战。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碧桂园必须谨慎管理债务，寻求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以避免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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