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铜、缺钱、宏观调控，北宋金融业的开端，下面是耳朵z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贷款在历史上的发展
说起北宋，可能有人会想到清明河畔汴梁城的繁华看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想到柳永的城里明珠以及户盈和罗绮的财富。除了军事外交上的屈辱之外，北宋在经济上也达到了我国封建时代的顶峰。
然而，这样一个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应该非常“富有”的王朝，却始终被缺钱的问题所困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挨饿”的王朝。今天，我们就来近距离观察北宋，了解那个商品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财政困境。
一、缺钱问题的成因
所谓钱荒，是指市场流通量不足以满足正常经营需要，以致“钱重于物”，影响企业正常经济运行，甚至引发企业倒闭。整个公司。社会经济。这种现象在唐代开始出现，在宋代达到顶峰。仔细考察其原因就会发现，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发展商品经济
既然缺钱是指流通货币不足的现象，那么它存在的前提必然是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朝的经济繁荣是众所周知的。虽然陆地丝绸之路因无力击败西夏、辽而被切断，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程度却远远超过了唐朝。与此同时，民间贸易也开始迅速发展。
正如宋代名臣张方平所言：“穷乡荒野，下层百姓贫穷，冬节期间，莲子草输入城中，行数十里，五十、七十块钱买大葱、盐，老少都觉得好吃，平日里一分钱都不认识。”可见，生意已经成为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宋朝人。
王柏在奏折中还提到，“如今的经济与往日不同，秋数数百人，还款后所存不多，常卖仆日夜赚钱”。赢家有很多。由此可见，宋代农民农忙之外务工的现象十分普遍，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佐证。这一切都需要充足的流通货币的支持。
古代缺乏商业规模的具体统计，但从宋代的商业税收情况，我们可以洞察当时商业的发展情况。景德中营业税收入约为450万关，中国营业税收入增至846.39万关，熙宁十年（1077）为11039404关。这一时期，宋朝的商业税率保持基本稳定，这足以说明宋朝的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货币需求的增加。但中国在资源方面一直缺乏铜、银，这会导致供需失衡而引发“钱荒”。
2. 征税方式的变化
中国古代的税收可分为实物税和货币税两种。宋代以前，对茶叶、盐、铁等某些商品只征收现金税，而对农民征收实物税。但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苏东坡有诗云：“今年的粳米迟了又苦……人们肩头出汗去赶集，价格低如糠秕，卖牲口交税拆毁。”民以食为天，不忧明年饥荒，官今要钱，不要米。”这就是反映。实行免劳役制度，即可以用钱来补偿群众劳务，这进一步增加了政府从人民那里得到的钱。
由于古代缺乏各种金融机构，货币本质上要以政府支出的形式进入市场，回收主要依靠各种税收。宋代税制的改革，直接导致政府向民间收回的钱款大量增加，进而导致了“十房九房，上收钱”的局面。 。以及底层缺钱”。
3、需求空间差异
上一篇文章虽然讨论了北宋的钱荒现象，但是北宋的钱荒并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基本发生在最富裕的东南地区。其他地区缺钱的现象并不显着，就连西北地区也出现了缺钱的情况。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当然，这与东南地区经济发达、资金需求旺盛有关。北宋的财政政策集中于不同地区也是罪魁祸首。
宋代时期，东南地区成为我国新的经济中心，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商业化程度为世界最高。自然也是宋朝税收的主要来源。北宋实行“内养京城，外养边疆”的政策，采取“上供”和“御境收糖、帛钱”的财政制度。各城市的赋税都流向京城，而财政支出则偏向西夏、辽边境的边疆地区。
这一政策导致东南地区的铜币大量出口到京师和西北边疆地区。
但这些地区，尤其是西北边陲的经济并不像南方那么发达。与南方的商品贸易远远不足以平衡这种情况。由于缺乏归还铜币的资金，导致东南地区钱荒加剧。与此同时，西北地区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通货膨胀。
沈括指出，宋代西北边陲地区“河湟间”、“道闽间”，每年从内地运来的钱币总量高达“数十万文”，以满足需要。边防部队的。该地区出产铁。每年还铸造 400,000 枚硬币。西北地区积累了如此多的资金，而这里是一个地中海贫血患者很少的地区。囤积太多的钱只会导致物价上涨。 “三州来者，皆贫，而粟满百文。现在是四到五倍。”
另一方面，宋代铸造的铜币并没有直接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史书记载：“各狱所铸钱入王宫，年年钱入三部，而后流布天下”。四川和西北地区的钱钱除了由当地交通使者收取外，其余的都要先送到京师，进入皇帝的私库。然后作为财政支出在三个部门之间分配，然后在市场上流通。
如果内库的钱全部流通，那只是进一步的进展，但问题是皇帝会继续扣留内库的新钱。西宁五年期间，财政部称各地钱监“年产十五万官，余钱长期加入内库”。但他们只是“每三年从南郊拨出100万元”。去第三联赛吧。”
宋初，新铸造的铜币主要来自江、池、饶、建四州的造币监狱。宋仁宗年间，在广东韶州设立永通鉴，成为北宋中后期产量最多的钱币铸造基地。所有这些赚钱的监狱都分布在东南地区。皇帝扣留东南地区铸造的铜币，实际上加剧了东南地区的货币外流。
4. 地主和商人的积累
中国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坚决反对地方土地兼并。只是宋朝采取了“不剿吞并”的政策，导致宋朝的土地迅速流向少数大地主，而这些大地主经常从事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
这些人很少将财富重新投入流通，而是囤积起来。据《文献通考》记载，北宋末徽宗时，这些人中的中下户，拥有铜钱数千枚。
这些商人、大地主、官僚对老百姓的剥削，导致私人钱币的流通量不断减少，以致“商人无钱卖”。而这些人往往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涉足借贷行业。 《西塘集》里说“人有需要，向别人借钱，世界永远是一半”。金属货币更加集中于大型交易商，市场货币进一步不足。
5、货币大量外流
宋朝的统治者意识到国际贸易的巨大利润。赵光义曾说过：“海运利润是最大的，如果处理得当，收入可上万”。因此，宋代代表人物积极支持国际贸易的发展。正是由于跨境贸易的空前繁荣，宋朝的货币不仅被中国使用，而且成为整个东亚乃至印度洋的“国际货币”。
宋史中记载，在东南国际贸易中，“夷人皆慕中国铜钱”，“一艘高阔深的船，可载铜钱数万”。其实，不仅在东南部，在西北地区，也存在着“国内属于戎人的人，常常带着丝货到秦、解州去兑换塞里的铜钱”的现象。
在高丽、日本、交趾，乃至敌国西夏、辽国，宋钱都是主要货币。在印度和阿拉伯南部沿海地区，宋钱还充当辅助货币。在日本发现的大量中国钱币中，70-80%是宋币，这甚至导致了日本的通货膨胀。
二、宋婷的对策
面对严重的缺钱问题，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坐以待毙。相反，他们采取了多项政策来应对。但由于时间紧迫，他们最终没能有效解决缺钱的问题。
1.增加铸币数量
既然市场缺钱，就把更多的货币投入市场。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高崇明先生的《北宋铜钱制造额》一书总结了北宋钱币的铸造数量。咸平年间，每年铸造的钱币数量超过百万贯。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的鼎盛时期，12年间铸造的钱币数量达到了5400万贯。平均每年铸造450万枚钱币，而唐代每年仅铸造30万枚左右。到北宋末年，投资总额达到2.6亿。
但由于大量货币进入国库和私人仓库，并未进入流通，理论上这些钱币应该远远超过正常贸易所需的货币量。还是解决不了缺钱的问题。相反，它让穷人更穷，让富人更富。 。
2. 严禁钱、铜
北宋为了控制白银外流，对钱、铜实行严格的禁制。
北宋初年，宋太宗赵光义曾下旨：“江南、塞外、南国送铜钱者，得两枚钱币需要等待一年，收集到三枚钱币的人将退出市场。举报者将受到奖励。”这种极其严厉的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铜币的外流。
然而，封建国家本身的执行手段极其有限。即使颁布法令，“一船可载数万件文件”的事还是会发生。而且，资金外流本身并不是造成现金短缺的主要原因，这一政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金短缺的局面。
3.创建铜币区和铁币区
北宋时期，实行特殊政策，将西北地区确立为铜钱、铁钱齐头并进的地区。西北地区的陕府西路、河东路等地铸造了大量铁钱。
一方面是为了减少铜币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减少铜币外流到西夏、辽，防止他们用来增强经济实力，也是一种战略考虑。
然而，这一政策很难说是成功的。大量铁币进入市场，导致铁币价格进一步下跌。于是，“富贵人家竞相攒大大小小的铜钱，投资大铁钱”。富裕家庭更愿意用铜币代替廉价的铁币作为储蓄。市场流通铜币数量持续减少。同时，西北与东南进行贸易时，西北往往更愿意支付劣质铁钱，而接受东南的铜钱，这进一步导致东南铜钱流向西北。
结论
北宋缺钱的原因很复杂。受历史制约，北宋统治者虽然有意识地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缺乏足够的金融知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南宋时期缺钱的问题更加严重。
如今，现代金融业比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复杂得多，但钱荒依然发生。北宋治理钱荒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参考
《北宋铜钱制造额》
《苏东坡全集》
《栾城集》
《欧阳文忠公集》
《续资治通鉴长编》
《文献通考》
《宋史·食货志》
贷款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
作 者丨张敏
编 辑丨包芳鸣
图 源丨图虫
作为房地产调控的重要标志性政策，“限购令”出台以来，虽然目的不同，做法各异，但“限购”行为是实实在在的。
伴随现代化、城市化大潮推动，住房市场不断呈现出新形态，限购政策也有了新的目的和内涵。当前，“限购令”正面临关于“存”与“废”的讨论。
2006年，建设部等六部委联合发文，对境外人士和机构的购房行为进行限制，也称“限外令”。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其目的在于防止境外资金炒作国内楼市。
真正为外界所熟知并对楼市带来深刻影响的“限购令”，出台于2010年。在北京率先以户籍、纳税、社保、家庭住房套数等为限购门槛进行试水后，其他城市也很快跟进。最多时，全国有超过100个城市实施了限购政策。
如今，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2023年9月以来，已有近20个城市对限购政策实施了松绑或退出。作为一项最具代表性的调控政策，“限购令”的存在价值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讨论。只有了解“限购令”的出台背景、变化逻辑和作用机制，才有助于回答“限购令”的去与留。
连锁反应
2010年4月30日，北京出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文件的通知》，推出12条调控措施，其中强调，“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本市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暂定同一购房家庭只能在本市新购买一套商品住房。”这是全国首个住房“限购令”。
“五一”长假临近，该全新调控手段的横空出世，引发了广泛关注。有市场人士质疑，“限购令”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不符合市场化调控的原则，且有失公平。但也有分析认为，在过热的市场环境下，有必要祭出雷霆手段。
楼市“限购令”的出台，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我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作为应对，政府部门于2008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需投资约4万亿元。
从2009年开始，我国经济快速升温，正处在快速城市化阶段的房地产市场也明显复苏。到2010年，楼市进一步升温，部分城市出现投资需求占比过高、房价上涨过快的情况。其中，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最为火爆。
2010年3月15日，北京土地市场单日诞生三宗“地王”，成为资本狂欢下的市场缩影。
一个月后的4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即“国十条”，针对“部分城市房价、地价又出现过快上涨势头，投机性购房再度活跃”的情况，推出10项调控措施。其中提出，“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北京出台的文件，正是“国十条”的落实细则。“限购令”落地后，市场表现立竿见影。2010年5月，北京新房成交环比腰斩。当年全年，北京住宅成交量降至11万套，同比下滑近四成。土地交易也明显降温。
2010年9月29日，监管部门再度发文称，“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城市，要在一定时间内限定居民家庭购房套数。”此后，重点一二线城市相继推出“限购令”，部分三线城市也出手限购。仅2010年，全国就有近50个城市出台了楼市“限购令”。
2011年1月，进一步调控楼市的“新国八条”出台，并将限购政策作为8项稳楼市措施之一。
这期间，楼市限购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也渐次加强。一方面，出台限购政策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层级也逐渐下沉。2011年初，浙江金华的永康县成为首个推出“限购令”的县级政府部门。
另一方面，限购的门槛越来越高，相关的配套措施也不断完善。比如，在限购门槛中，对纳税或缴纳社保的年限要求不断提高，最多达到5年（60个月），且不得中断。为打击假离婚等规避限购的行为，很多城市对于离婚后再买房的也设定了认定年限。同样为了堵住政策漏洞，一些城市的法拍房也被纳入限购行列。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超过100个城市曾出台过或正在执行楼市限购政策，其中海南省仍在执行全域限购。北京是目前限购政策最严厉的城市，除“五年纳税或社保证明”的基本门槛外，还对商住房实施同等的限购标准。通州区则在此基础上附加了更多条件，堪称“全国最严限购区域”。
用时间换空间
“限购令”是房地产调控史上的标志性政策。2010年之前，监管部门多采用土地、财税、金融等手段进行综合调节。但在面对市场过热时，这些政策的见效时间相对较长。
相比之下，由于直接阻断了部分需求的释放，“限购令”在平抑市场中的作用往往立竿见影，而后再通过“量缩”引发“价跌”。在“稳房价”作为主要考核问责内容的时代，“限购令”可谓是地方政府的调控利器。
自“限购令”之后，越来越多的限制性手段推出，对市场的调整也更加直接。在始于2017年的新一轮房地产调控中，限购与限贷、限价、限售、限商一起，被称为“五限”。
虽然最具代表性，但“限购令”从来不会被单独使用，而是经常与其他政策共同推出，从而更好地发挥效果。
比如，很多城市在推出限购政策的同时，提高首套和二套房购房门槛，从而实现抑制投机的双重效果。另有不少城市执行“认房又认贷”的标准，使限购的作用得以最大化。而限购与限售、限价的组合，有助于市场在挤出投资需求的同时，逐渐回归居住属性。
事实上，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市场形态，近年来的调控手段也愈加丰富多样。无论是对过热市场的降温，还是对低迷预期的提振，政府部门都会祭出政策“组合拳”，而不是指望少数措施“一招鲜”地解决问题。
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视角，限购政策大行其道，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
“限购令”出台的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9.68%。到2022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65.22%，增长了近16个百分点。按照人口基数计算，最近12年间，我国城市人口增加了超过两亿人。人口流动带来的刚性住房需求，以及改善性住房需求，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动力，而房价的上涨又吸引了投资投机性需求入场。
相比之下，虽然供应端不断提速，但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房地产供不应求仍是常态。
自然资源部下属某机构的一名专家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除了平抑市场供需关系外，限购政策的初衷还在于，为住房供应体系的建立及长效机制的建设赢得时间，即“用时间换空间”。
“限购令”全面推行后不久，我国就发力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供应量大幅增加，并成为商品房体系之外的重要补充。同时，“房住不炒”深入人心，“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工作机制也不断成熟，监管部门的调控手段愈加精准有效。
“2018年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以来，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取得明显成效。”2021年，住建部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
前述专家指出，“限购令”等政策营造的平稳市场环境，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他认为，“房住不炒”从最初的政策口号内化为一种价值观，“限购令”功不可没。
去与留
202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其中，监管部门对“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表述，尚属首次。
这一表态含义丰富。2014年左右，房地产市场迈过供需平衡点，告别总体供不应求的时代。但短期来看，结构性的供需错配仍然存在，表现为热点一二线城市仍然供不应求，三四线城市则总体供大于求，市场分化趋势愈加严重。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减退，年轻一代购房观念改变，市场的后发动力进一步削弱。
这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市场形态、发展模式都将迎来诸多改变，楼市调控方式也需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对其他政策进行松绑之后，近期，“限购令”也开始逐步退出。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今年9月以来，已有11个城市全面取消限购政策，另有8个城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其中，广州成为第一个松绑“限购令”的一线城市。
事实上，由于行政色彩浓厚、对市场“杀伤力”大，早在“限购令”出台之初，外界就有过“何时退出”的疑问。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住建部部长的姜伟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限购令”的退出没有时间表。第二年，面对同样的问题，姜伟新做了几乎同样的回答，“限购令短期内不会放松”。
但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原本铁板一块的政策也开始松动。
2017年开始，以武汉、南京、郑州、长沙、西安、成都为代表的一批二线城市相继放松落户门槛，从而吸引高素质人才，助推城市发展。由于限购政策多与户籍挂钩，这些做法相当于对“限购令”的变相松绑。
2019年，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强调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此举相当于给中小城市松绑“限购令”开了绿灯。
2022年，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
相比之下，如今热点城市松绑或取消“限购令”的做法，显得更加名正言顺。一方面，供需关系发生变化，限购政策的土壤似乎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经历了两年多的深度调整后，市场期待尽快回温，松绑限购既能释放需求，又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
那么，在实施了13年之后，限购政策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吗？一种声音认为，限购政策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是时候全身而退。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分化严重，对“限购令”的调整，也需按照一城一策的原则来考量。他认为，市场供应过剩、后发动能不足的城市，具备了取消限购的条件。重点一二线城市则可实施“一区一策”，核心区域继续限购，非核心区域可视情况适当松绑。
他认为，总体来看，限购政策在少数区域仍有存在的价值，但也应按照市场变化进行动态调整，松绑或退出是大趋势。
但他同时强调，这种判断是基于限购政策的初衷而做出的，在现阶段，指望通过对限购政策的调整来提振市场，作用恐怕并不明显。
SFC
本期编辑 黎雨桐 实习生 章宝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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