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银行：提供支持农机补贴贷款方案，最高额度为单机70%，下面是农业机械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农机贷款好贷吗
农业机械杂志社5月29日讯 据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发布消息称，中国农业银行全面部署农机购置补贴客户信贷支持工作，并于日前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客户信贷支持工作的通知》。
《通知》强调，要高度重视农机购置信贷业务，将农机购置补贴客户作为三农县域市场重要客户的目标群体，创新推广好用适用的贷款产品，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通知》明确，要及时跟进各地农机购置补贴工作进度，制定出台农机购置补贴信贷支持方案，明确业务服务策略，力争与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就农机购置补贴客户信贷支持工作达成一致意见，并争取成为贷款贴息试点合作银行。要认真做好农机购置客户营销，组建专门农机购置信贷业务团队，建立购机客户营销管理台账，逐个开展对接，推进农机购置补贴贷款精准营销。要积极创新优化信贷支持产品，开展农机购置贷款业务，额度最高为购置农机具真实成交价格的70%，单笔最高300万，期限最长3年，并可根据相关规定同步配套担保、抵押措施。
《通知》指出，要依托现有线上信贷产品，推进农机购置线上贷款、线上放款，探索创新农机抵押线上信贷产品，设计农机资产专属的抵押贷款模型和参数，实现农机购置信贷业务在线申请、押品在线评估、系统智能审批，并充分利用农机物联网终端设备监测作业、运行轨迹信息，创新试点农机客户线上综合授信业务。
《通知》还对严格管控农机购置贷款风险等工作进行了安排，突出强调要择优准入农机购置客户，重点支持水稻插（抛）秧机、重型免耕播种机、玉米收获机等大中型机械和智能、复式、高端产品，严禁介入区域内保有量明显过多、技术相对落后、被政府部门退出补贴范围或降低补贴金额的农机具。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将与中国农业银行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合力推动《通知》精神落实落细、落地见效。
农机贷黑户
王学志
《记忆青春》100个知青命运的写照
从陕北插队到返城北京
摄影 / 撰文：黑明
把贫穷的帽子扔到大西洋去
2003年6月22日 星期日 北京 2011年整理
得知王学志是新窑子的知青之后，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他，因为不仅没有他的电话，也不知他的住处，只是听说他在六里桥北里的1路车站站牌下卖报纸，但我前几天连续几次追寻，都以失败而告终。今天天不亮，我再次来到六里桥，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王学志。等他卖完了报纸，已经是中午前后，我们一同来到了位于西四环南路30号院他的家中。
王学志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九十二中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他父亲是一名参加过淮海战役的伤残军人，插队开始后，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到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于是，思想激进的王学志身穿一件当时流行的棉猴，脚穿一双父亲穿过的皮鞋，背着行李，带着一只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木箱子，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新窑子。
在王学志离开北京之前，九十二中的高音喇叭和其他学校一样，也在不停地喊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让我们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去”等等富有激情的口号，动员他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虽然当时不少同学有着一种好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气，但那时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恐怕都是朦胧和盲目的，要不然知青们怎么会喊出个“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说法。
王学志说：“我们走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在16至19岁之间，那时我们毕竟还很幼稚，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个什么东西，可能还没有搞清楚，大家却满腔热情地带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离开了父母。去的时候，说是让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我们那代人当中的不少人却是带着一颗红心，想去陕北改天换地，去除那里的穷面貌。记得当时还有个口号是‘把贫穷的帽子扔到大西洋去’。
到新窑子后，我们感觉到和宣传的以及想象的完全不同，所有的同学都认为上当了，当我们把东西搬进土窑洞时，所有的女同学都趴在箱子上哭了。好几天之内，谁也不愿意解开自己箱子上的草绳和保护箱子的其他物品，每个人都想着如何返回北京。
很长一段时间，女生们在不停地哭，男生们却是骂骂咧咧，尽管如此，但谁也不可能改变现实。
“在村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大家都陆续逃跑回了北京，我也跑了。几个月后，我才被街道按黑人黑户督促回了新窑子。从此，我在那里放牛、放羊、犁地、割麦子、打连枷、背石头、打坝，干着和村里人同样的农活儿。
1970年秋，我被生产队派往延安的七里铺出民工打坝，在工地上，我认识了一起背石头的当地青年叶德武，我们性格相投，无话不说。有一天，工地上的高音喇叭突然通知让我赶紧回新窑子去，有要紧事。我当时也不知什么事，回去后才知道我被招工了。拿着通知去公社报到时，我见到了叶德武，我这才知道他是我们万花公社书记的儿子，是他帮了我的忙。几天后，我俩被招工的干部带到了铜川运输公司。
“到运输公司后，我被安排进了厨房工作，刚开始我的内心很激动，心想再也不用挨饿了。的确如此，别人要凭饭票吃，我们大师傅却交6块钱随便吃，包括猪肉在内也没有人给我们限量。做了三年饭之后，我要求去修理车间当了学徒，修理了整整5年汽车。
1978年秋，我也随着大返城的知青开始联系调动工作。当时我家北京没有门道，我只好投奔在《张家口日报》当总编辑的叔叔帮忙，通过他的关系，我调入了距离张家口市20公里的崇礼县农机修造厂。我们厂主要负责修理全县的铁牛55和东方红28马力大型拖拉机。第二年，我又调入了县交通检查大队。
在此，我认识了从东北转插到崇礼县宁远堡村蔬菜组的北京知青赵娟华。她是北京一二二中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她也有着8年的知青经历。于是，相似的经历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赵娟华说：“我们这一代人简直是太难了，那么小就被送到农村，大学也没有读过，几乎所有的不顺都让我们赶上了。我们结婚后，很长时间没有房子住，只好自己住自己的单身宿舍。回想起住房，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事情，我们租过农舍，住过大队部，睡过小卖店，也睡过库房，占过办公室，占过周转房。这些年总共搬过18次家，直到2000年，我们才有了属于自己的80平米福利住房。”
离开北京20年后的1988年，他们调回了北京。王学志在北京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作，赵娟华在北京塑料一厂招待所上班。1997年45岁的赵娟华退休，月收入为730元。1998年王学志的单位转产，他也被划到了内退的范畴，于是，他的收入也降为597元。
为了贴补生活，供儿子读书，赵娟华去亿窖隆当起了促销员，王学志蹬着一辆自行车在六里桥附近卖起了报纸。
几年过去了，赵娟华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位大妈，不适合做促销工作。王学志却在街头继续叫卖着每天早晨5点钟领来的几种报纸。就连最近的“非典”期间，他依然没有休息一天。
王学志说：“卖报纸实为逼上梁山，刚开始卖报纸的时候，的确磨不开脸面，一旦放开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我自从2000年6月13日开始卖报纸以来从没有一个人小看过我，而且不少人成了我的老客户，天天买我的报纸。为了自己的信誉，几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去，每天早晨5点半到9点半之间，都在六里桥一带卖报纸，可以说是风雨无阻。”
王学志卖的报纸主要有《晨报》《信报》《京华时报》和《参考消息》，如果他每天早晨卖掉200份，利润可达50元左右。现在，他卖报纸的主要目的是供正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儿子王超完成学业。王超今年上大一，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最少也要8000元。其实王超非常理解父母的难处，因此，他每月的生活费从不超过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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